陈佩斯后来的小品是否断崖瞎讲，以至于很多人都没听说过

旅途

提名一个清朝孝庄太皇太后。 康熙初年，清廷为了隔绝台湾和大陆的联系，决定迁界禁海。 迁界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呢？是不是象现在的三峡移民那样，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，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，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？ 不是的！沿海迁界的过程许其说是移民，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。 按照当时人的记载“勒期仅三日，远者未及知，近者知而未信。逾二日，逐骑即至，一时跄踉，富人尽弃其赀，贫人夫荷釜，妻襁儿，携斗米，挟束稿，望门依栖。起江浙，抵闽粤，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，土著尽流移。” 翻成白话，就是限期三天迁移，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，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，也不相信。过了两天，军队骑兵就到，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，全部流离失所，从江浙到广东福建，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。 可以想象，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，具体运作准备，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。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，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，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，迁离故土，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。 当时人的描述是“令下即日，挈妻负子载道路，处其居室，放火焚烧，片石不留。民死过半，枕藉道涂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，俱无儋石之粮，饿殍已在目前。……” 也就是迁的时候，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，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，就算能够到内地，离饿死也不远了。 迁的同时，就是烧。“稍后，军骑驰射，火箭焚其庐室，民皇皇鸟兽散，火累月不熄。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，曰：‘无资寇用。’”烧房子，烧战舰，也确实是做的彻底。 对于不肯迁移的居民，就是一个字“杀”。清廷统治者，和它的爪牙走狗，在这方面从来就是不手软的。 “初，（广东香山县）黄梁都民奉迁时，民多恋土。都地山深谷邃，藏匿者众。”“……计诱之曰点阅，报大府即许复业。愚民信其然。际盛乃勒兵长连埔，按名令民自前营入，后营出。入即杀，无一人幸脱者。复界后，枯骨遍地，土民丛葬一阜，树碣曰木龙岁冢。木龙者，甲辰隐语也。” 不仅烧房子，杀人民，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放过。 当播迁之后，大起民夫，以将官统之出界，毁屋撤墙，民有压死者。至是一望荒芜矣。又下砍树之令，致多年轮囷豫章、数千株成林果树、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。……三月间，令巡界兵割青，使寸草不留于地上。” 至于为什么要砍树，要对果树松柏都斩尽杀绝，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。 迁界的过程当然伴随着画界，立界，守界。“先画一界，而以绳直之。其间有一宅而半弃者，有一室而中断者。浚以深沟，别为内外。稍逾跬步，死即随之。” 清廷甚至对河流也不放过，为了防微杜渐，对入海的河流一律发兵把断，河中钉立木桩，防止舟船透越。如福建省，‘其入海之水曰潘渡河、曰铜镜河、曰廉村河、曰洋尾河、曰大梅河、曰赤头河、曰云霄河、日开溪河，皆断而守之’。苏北兴化县白驹场原来建造了闸口四座，按照旱涝情况调节淮扬一带的河水入海。尽管‘白驹场离海甚远，并非沿边地方’，清政府也悍然下令填塞，‘以致水无所出，淹没田亩’，使水利变成了水害。” 甚至连一个就在大海中的海南岛，清廷也硬是要让岛上居民与大海隔离起来，全岛“边周环立界二千七百里，惟海口所津渡往来如故，自余鱼盐小径俱禁断不行”。 敢于出界的人都杀无赦，看看当时的记载，确实有触目惊心的感觉，“每处悬一牌，曰：敢出界者斩！”“越界数步，即行枭首。”“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，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，寸板不许下海，界外不许闲行，出界以违旨立杀。武兵不时巡界。间有越界，一遇巡兵，登时斩首”。《南明史》上特地举了一个莆田县黄石千总张安的例子“每出界巡哨只带刀，逢人必杀。……截界十余年，杀人以千计”。同书上引用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说广东省的情况，“东起大虎门，西迄防城，地方三千余里，以为大界。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。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。自有粤东以来，生灵之祸莫惨于此”。 福建总督姚启圣在一份奏疏中说：‘在当日原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，又因贼势蔓延止迁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贼，故并迁及广东、浙江、江南、山东、北直五省之界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。’按照这个记载，当时奉诏迁海的共有直隶、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六省（按现在的分省还包括了广西、海南二省沿海地区）。”…

尼采在《善恶的彼岸》中主张，贵族社会应该创造“怜悯距离”，将强弱本性分离开来，并使强力战胜之前所有生命形式的道德观。 怜悯距离产生于不同阶级之间的具体差异之中，产生于统治阶级不断看管、轻视其臣民，不断对其下达命令，并要求其服从的练习之中，统治者不断控制并保持这样的距离；若没有这样的距离，其他更神秘的悲悯之心也不可能产生：灵魂深处对不断加深这种距离的渴望，构建更高、更罕见、更遥远、更紧张、更全面的心理状态，提升模范“人”的高度，不断的“自我提升”，以超道德观谱写道德公式。 贵族社会的最高价值是，它要求人类通过加强自己的力量和权威来战胜稍弱的生命形式。道德和利他主义观点都企图消除等级差异，而贵族文化则要加强等级差异。尼采所谓的“权力”就是以强弱本质之间的距离测量的。 尼采指出，真正的贵族社会在一定意义上需要奴隶。不过他认为，基于“平等权利”或“大众利益”等道德诉求的社会结构，同样也要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：贵族本性拒绝接受共享的评价和道德价值，因此要对他们给予压制。 贵族等级制度的出现，是战胜以族群习俗为代表的前-道德生活的第一阶段。尼采讲述贵族暴力篡夺权威，这些贵族猎手充满强劲的力量和对权力的渴望，他们在弱者、更文明、更平静的商人和畜牧者中间横冲直撞，他们冲击那些温和的文化。 这种贵族人自以为是价值的终结者，因为他不需要征求传统或者任何形式的法律的同意：他创造他自己生活的价值。他一心想脱离外界的种种限制，因此他建立了一套“道德价值-差异”，以此显示他比弱者的奴性优越。对存在的“好”与“坏”进行道德区分，更加巩固了这些差异。 当一个人有能力以善报善，以恶报恶的时候，他就是“善”的。若他懦弱无力，无法回报别人，他就是“恶”的。作为一个好人，他从善如流，他生活的环境给他社区的感觉，因为所有的人都遵守这项回报的原则。而坏人则属于“恶”的一方，是卑贱、无力的人群中的一份子，他们没有社区的感觉。好人是一个团结的阶级；坏人则如一盘散沙。善与恶就是高贵与低贱、主人与奴隶的同义词。 尼采所谓的“好”人，就是有强大力量的贵族人格，能够根据自身的需求来定义价值因此拥有积极的价值观的人。想做到“善”，首先就要拥有统治和控制的能力，包括自我控制和自律；这一条正是贵族及主人本性的标志。 这些贵族本性被赐予坚强的意志力和丰富的活力，他们用自己的形象创建世界。他们因为感受到了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，因此自发地将自己视为“善”，视为“贵族”；他们将其他人定位为“恶”、“卑贱”，或者“奴隶”，只是贵族为了将其他人排除在贵族阶级之外而顺带产生的。尼采用“主人道德”形容贵族本性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自我肯定的特点，这有别于其他生命形式。 “常识”意义上的道德是指人类行为与动机的普世观点，与具体的人无关。而道德的真正起源，却正是由某一特定的生命形式为表达自己所创造的道德价值。 暴力、残酷和施加痛苦都被认为是无情的，违背基督教义的做法；但是对于贵族文化来说，他们却是更宽泛的人生经济的一部分，是成为更高形式的“人”而必须经历的。 尼采在《人性的，太人性的》中指出，贵族的责任就是使自己成为高贵的人。这一目标只能由具有贵族特性的个人达成，他有控制自己的力量，懂得如何讲话，如何保持沉默，享受苛刻严格的训练自己，并崇拜一切严格苛刻的东西。贵族的“怜悯距离”号召灵魂深处不断加宽距离，因此需要不断战胜自我，完善个性，这些只有具有主人特性的个人才能做到。 “上等人”或贵族人可以简单的肯定他拥有过多的权力；阶级和等级的区别的决定因素，就是其他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复制自我约束的行为。 “下等人”就是那些低俗、奴性的人，没有能力决定自己存在的环境。他的所有价值都是被动的；他们反对贵族价值，却没有能力创建他们自己的世界。因此“下等人”因为怨恨“上等人”而活在无限的愤懑之中。 “下等人”无法创造任何东西，他们是次级生命形式，缺乏力量、创造力和自我肯定等贵族品质。奴隶本性善妒、不相信任何“好”的东西，一定要将本能拥有的贵族本性视为愚蠢、狡诈；他们还有意培养一些品质，比如同情、谦卑、耐心、勤勉等，这些品质可能会减轻他们存在的负担。 奴隶本性后来发展了一种人生观，质疑贵族的权力和优越性，这时道德历史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：奴隶道德出现了。尼采认为，奴隶道德的出现是一次致命的破坏性行为，因为奴隶道德是以无能的姿态出现的，它所做的只是盲目的反对贵族道德，而不是创造性的表达一种新的人生观。 奴隶道德像寄生虫一样依附于贵族价值，它把“好”与“坏”的道德对立重新评估，包装成“善”与“恶”。奴隶本性无法从力量上战胜道德；那么它就先把敌人定义为“恶”，这样他就可以把自己的弱点定义为“善”。 与贵族体制的精英秩序相反，奴隶道德认为人类具有群居本能，弱者本能的集中起来对抗贵族精神的权威。弱者对强者的挑战取决于“利己”和“利他”动力的道德区分，前者现在被认为是“恶”，后者是“善”。这样的道德区分在贵族文化里没有任何意义，在贵族文化里，个体不断积累、增强力量和精力，存在的意义就是自然自发地表达这样的意愿。